，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中华全图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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