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叫了一辆黑车，没走大道，直接去了海城周边的郊区。
那个时候，刚出海城市区没多久，我们身后，就开始传来嘈杂的警报声。
付完车费，我们已经没多少钱了。
可我们还是要跑，也不知道该跑到哪里去。
下了车，我们不敢走大路，不敢进城市，不敢面对红绿灯上的摄像头。
我们三个大男人，就像六十年代的拾荒者一样，沿着一望无际的麦子地，朝着南方，不停地走。
当时的我们，风餐露宿，胆战心惊；不管是遇见种地的农夫，还是游走的乞丐，我们都吓得不行，生怕被认出来。
大概走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那时，麦子快熟了，金黄金黄的。
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我们靠在麦田旁边的水沟里，胡子拉渣，浑身上下，脏的不成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全国通缉了！杨东林不但查了我们的账，还在其中，动了很多手脚。
这是宿舍长告诉我的，他说那些罪名，足够判二三十年。
我伸手，拽起一根麦穗，放在手里搓了搓。
他们俩也跟我学，把嫩绿色的麦粒搓出来，放到嘴里嚼。
记得小时候，没钱买泡泡糖吃，我妈就告诉我，说麦子也是泡泡糖。
我当时不信，哭喊着想要钱，去商店买糖吃。
她就给我搓了一把麦粒，按在我嘴里。
“小宇，使劲嚼，嚼碎了，就能吹泡泡了。”母亲笑着，那时她还很年轻。
我嚼着麦子，泪眼朦胧地望着天空；时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
母亲日渐苍老，再也发不出，那如铜铃般的笑声了。
而曾经的那个小孩，如今也长大了。
他通过努力，走出了大山，上了大学；这本应该，是好事，他有出息了，能孝敬父母了。
可是他却成了通缉犯；华夏大地，再也没了他的容身之所。
他的爱人，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全被他连累的遍体鳞伤。
我抓起一块土坷垃，狠狠扔向远方。
想说什么，骂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那是对现实的无力，对一切事情的无可奈何。
情圣躺在地上，嚼着麦子，吹着泡泡，流着眼泪。
我知道，他在思念李楠，奶奶，还有那未出生的孩子。
宿舍长翻了个身，靠在我旁边说：“别气了，生气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是气，是内疚，痛心！都是我害了你们，弄得你们跟我一起受罪。
“屁！”宿舍长瞪着眼，狠狠抓了一把毛毛草，往我脸上一扔：“是兄弟，就少给我说这些屁话！”
情圣也咬牙说：“对！王宇，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要坚信有一天，我们能杀回去，弄死杨东林那个狗日的！”
我抓着蓬乱的头发，低声哀嚎着，他们的理解和宽容，更让我无地自容。
我不想放弃，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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