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登时，他觉得办错了一件大事情，一时急躁，气喘起来，胸膛急骤地起伏，那颗心几乎要跳出来，怎么也装不到肚子里，头脑晕眩起来。他提起大烟袋慢慢走回来。走到大门口，门角上那对石狮子呲着牙咧着嘴，瞪出大眼珠子看着他。他耽了一刻，又走过三层宅院，走上高台砖阶，走回他的黑屋子，唉声叹气地坐在大木椅上。这时他的二儿子冯贵堂走进来。

　　冯贵堂高高身材，穿着袍子马褂，白光脸蛋，满脑袋油亮的长发。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家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弟兄们过日子。这几天他正有一件心事，看见他的老爹唉声叹气，他问：

　　“爹！又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惹得你老人家烦恼？”

　　冯老兰说：“提起来话长呀！就是跟东锁井朱老巩家那件事情。我费了多少年的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砸碎，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根据阴阳先生的推断，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如今咱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升发起来，继承祖宗的事业，成了方圆百里以内的大财主。”

　　冯贵堂说：“这就好了，朱老巩死了，他儿子也没了音讯，该你老人家高枕无忧了！”

　　冯老兰憋住口气，把嘴唇一鼓，摇摇头说：“不，朱虎子昨儿又回到锁井镇上，还带回两个大小子，我估计他不会跟咱善罢甘休！”

　　冯贵堂听完父亲的谈话，撅起嘴来，闷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感到这不能按一件小事对付。他倒背起手考虑了老半天，才说：“我早就跟爹说过，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饱穿暖，要叫他们能活得下去，要不的话，谁给你种田，谁给你付苦？在乡村里，以少树敌为佳。象朱虎子一样，树起一个敌人，几辈子不得安宁呀！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地，他还不懂得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

　　冯老兰听到这里，不等冯贵堂说完，把黄脸往下一拉，拍着桌子说：“你花的那洋钱，摞起来比你还高，白念了会子书，白在外头混了会子洋事儿。又不想抓权，又讲‘民主’，又想升发，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树立敌人？你说说！在过去，你老是说孙中山鼓吹革命好，自从孙大炮革起命来，把清朝的江山推倒，天无宁日！清朝手里是封了粮自在王，如今天天打仗，月月拿公款，成什么世界？还鼓吹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闺女小子在一块念书。我听了你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如今挨村的骂，快该砌下席囤圈了……”

　　冯老兰这么一说，象揭着冯贵堂头上的疮疙疤。他不等老爹说完，抢上一句说：“这就是因为村里没有‘民主’的过，要从改良村政下手。村里要是有了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咱既是掌政的，就该开放‘民主’。再说，你又上了年纪，又是村政又是家政，你一个人揽着，怎么管得过来？怎么不落人的埋怨？就说那铜钟吧，本来是四十八村的，你不通过村议会讨论，一个人做主卖了。把好事办成坏事，惹出一场人命案，使你老人家一辈子不舒心，多么不上算……”冯贵堂说得累了，喘了一口气，停了一刻。见老爹只是低着头不抬起来，又说：“听我的话吧，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这就是说，要行‘人道’，多施小惠，世界就太平了……”

　　冯老兰耐着性子，想听完冯贵堂一阵话。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下去，把桌子一拍说：“你算了吧！又跟我鼓吹‘民主’！那样一来七嘴八舌头，龙多死靠，什么也做不成了！依着你，土地银钱不能生息，过日子要花钱，孩子们上学要花钱，打官司要花钱，日子还有什么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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