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另外，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自宣宗皇帝以后，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

　　“军户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百姓，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到了正统三年，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

　　刘衍所言俱是实言，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但是也早有耳闻，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

　　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到了嘉靖八年，桂鄂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在嘉靖年间之后，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只是看着刘衍，静静的听着。

　　“陛下，臣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表明一点：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时间一长，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

　　“而如果一味地迷信先祖之言，固执的抱着旧有制度不变，那臣就算是三头六臂，也挽救不了大明，救不了天下！”

　　崇祯帝心中稍稍平复了许多，显然对刘衍的话是听进去了：“这就是刘阁老宁愿逼反两广、云贵兵马，宁愿杀得尸山血海，宁愿与全天下为敌，也要推行新政和军改之策的原因？”

　　“正是！”

　　刘衍昂首说道：“当年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新政，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力行一条鞭法，为我大明实现了万历中兴的盛况，如果当年万历皇帝能够将张居正的新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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