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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时名家左思作《三都赋》，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至洛阳的纸价也跟着昂贵。无怪乎后人惊叹“洛阳纸贵”。百年之后中华朝弘武五年六月的《东林时论》文思笔墨虽远远不及左思的《三都赋》，却也闹得整个帝都南京“纸贵”起来。这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有关河南草民上京告御状的消息在京畿内外大小府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作为最先报道的刘富春事件的《东林时论》在第一时间里就被买得脱销了。

　　京师的其他报社见此情形，自然也是不甘，一边派人打探事件的具体内幕消息，一边则忙不迭地“参照”《东林时论》的报道在自己报纸的头版头条发布与之相关的社论。虽说得到的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比起《东林时论》来也晚了一大步，但这些报纸照样靠此增加了不小的销量。尝到甜头的报社纷纷趁胜追击，又发表了进一步的报道。当然比起有内部消息的《东林时论》来，这些报纸的报道多是在捕风捉影或是翻抄冷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们在百姓当中的传播。本就喜好凑热闹的国人，在报纸的这番抄作下，更是将刘富春事件视作了这年仲夏最为重要的大事件。

　　一时间南京城内的茶坊酒楼、市集街巷更是到处都有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商讨此事。更有不少热心市民赶往刘富春所在的客栈为其打气鼓劲，或是自发的签署万民书向官府请愿要求“青天大老爷”严惩恶吏。于是先前因报纸抄作而被吊起胃口的老百姓，转眼又以火热的热情进一步推动了媒体的报道。相关的评论与报道也随着事件的逐渐公开而更为真实详尽起来。不少在野的有识之士更是借着此次事件发表了他们对朝廷现今政策的诸多看法、意见、疑虑、乃至不满。于是各大报纸上的专栏俨然成了民间顾问们抒发己见的小朝堂。

　　而在另一边，不同于一直密切关注刘富春事件发展的《东林时论》，也不同于那些一心想要挖掘小道消息的报社，作为中华帝国头号官方报纸的《联合早报》却自始自终都保持着难得一见的低调。除了例行报道朝廷发布的相关消息外。《联合早报》便没有在发布什么外篇报道。至于相关的评论社论也写得四平八稳。与其一贯雷厉风行的风格可谓是大相径庭。

　　不过《联合早报》的保守态度并没有影响其他报社对刘富春事件的追踪。事实上，从《东林时论》报道刘富春事件起，这位一心想要向官府讨个说法的老百姓就成了众多记者锁定的目标。因而在他居住的那个小客栈外几乎没天都会有人在外徘徊，或是探听响应的消息。而刘富春本人除了接受过一次《东林时论》的采访外，便再也没有同其他报社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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