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以来儒林的反应，他不禁觉得自己从前真是太疏忽了，光是兴奋在异国找到志同道合之人，却完全没有顾及国内的真实情况。

　　面对黯然的玻意耳等人和一脸歉疚的杨绍清，孙露的表情依然自信。却见她毫不介意的摆了摆手道：“看来教授你们是误会了。这次事情起因不在你们而在于朕和朕的丈夫。所以说不是你们让朕有了麻烦。而是朕的事连累了你们。”

　　听女皇这么一说这些在科学上思维敏捷的科学家们立刻就变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起来。心想，不明明是中国的学者因为他们被封为大学士的事情去找女皇示威吗。怎么起因会突然跑到女皇那里去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博雷利教授当即开口直言道：“陛下，我们没理解您的意思。这事情不是由我们引起的吗？还是说，您的慷慨使我们成为了您臣民的嫉妒对象？”

　　对于博雷利教授的提问，孙露只是报以了一个善意的微笑。她知道有些事情是很难向他们解释得清楚。或许这正是所谓的文化上的差异。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让科学在这个时代的欧洲摆脱了政治与宗教的束缚，使得欧洲的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而对中国来说，科学、人文、宗教乃至传统、风俗都不是自由的。它们都得为一样东西服务，那就是天朝的官僚制度。该制度是一个比这个时代任何一台机器都要精密的统治机器，控制了一个自秦朝就建立起的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皇帝负责统治，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都得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扳子、掉脑袋。至于不满意的学术、风俗同样也会被革除。维持这个统治机器运做的政治规则就是“帝王之术”。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满清统治下中原会“剔发易服”，会随之改变数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因此当朝鲜人嘲笑中国人移风易俗沦为蛮夷之时，他们根本就不懂，对于中原来说唯一坚持千年不动摇的是“天朝官僚制度”，而不是给他们拾去当宝贝的儒家学说。当西方人郁闷的大叫“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时，他们更不明白中国人抵制那些东西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新意，而是因为那些东西不符合“天朝官僚制度”的标准。不明白这些潜在规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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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了解这些东西的人不仅仅只有外国人。像杨绍清这样的中国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但是而今的孙露却十分了解这些内容。因为她是皇帝，是站在整个官僚体系顶端的人，是用帝王之术驾御整个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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