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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欧洲人采用“最高工资限度”，所以我们也要实行“最高工资限度”。多么让人熟悉的理由。但相比三百多年后那些“引进先进制度”、“同国际接轨”等等之类冠冕堂皇的说辞，眼前罗胜等人“抵制恶性竞争”的解释显然要直白简明得多。本来嘛，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般无耻而又血腥的营生。虽然中华朝的舆论界还不至于像欧洲的舆论那样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恬不知耻的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然而面对欧洲人花样繁多的资本积累手段，中华的财阀们亦不可能犹如圣人一般坐视不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朝的财阀们缙绅们开始琢磨通过立法来使资本积累的一些非常手段合法化，同样也在标志着中华朝在心态上真正进入了工场手工业时期。

　　可诚然孙露心里十分清楚，打从资本来到人世间，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就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她的良心与身为帝王的职责还是让她难以像这个时代的其它统治者那样欣然将这样一份充满剥削与欺骗的《劳工法》公诸于世。却见她当即将草案往桌子上一扔道：“欧洲人做过的事我等就需要跟在后头再做一遍吗？一个职业工资的高低应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像“最高工资限度”这样人为干涉非但不能消除恶性竞争，反而会让百姓的生计受到损失。”

　　眼见女皇一改往日彬彬有礼的态度，以近乎严厉的口吻批驳了“最高工资限度”这项法案，一时间罗胜、黄宗羲与陈家明不禁都为之语塞了，特别是黄宗羲。其实一开始他也觉得“最高工资限度”这样的条款有些过分。然而不管是老资格的岭南、江南财阀还是新兴的北方缙绅在这一系列看似“不符合逻辑”的决议上却通通摆出了一致赞同的态度。不仅如此，让黄宗羲大跌眼镜的是，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甚至还为这项“不符合逻辑”的条款罗列出了一系列详尽的推理，来为其从理论上求证合理性。黄宗羲不知道如果这样一份《劳工法》在自己手中被实施的话，后世的人们将会如何看待自己。不过此刻的他更为关心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周旋与女皇与国会之间。因为显然女皇刚才已经以极为明确的态度否决了“最高工资限度”。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条款被女皇否决。可在宫外那些陆续从帝国各地赶来的国会议员们正伸长着脖子等待《劳工法修正案》被提上议案呢。

　　正当女皇的三位重臣因尴尬而陷入沉默之时，一旁看得正认真的杨禹轩突然不解的向母亲询问道：“母亲，既然工资的高低应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那您当初为什么还要规定最低工资呢？如果流年不济，一些行业出现萧条，工厂主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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