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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