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那么这是正确的吗?
至于其余的大义……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
皇帝已经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合乎大义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皇帝现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开疆拓土,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但这种功,在皇帝看来毕竟“片面”了,没办法形容他。而且只论开疆拓土,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
在这种时候,刘钰拿出了这个大义,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
当然,这个大义,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拿出来的。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刘钰这里面藏的鱼钩,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一旦吞下这个饵,距离由此“大义”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害的,甚至是歌颂的;但若没有这个“经义”,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
而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真正的精髓之处:先定大义,目标是富国裕民;再从此大义,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
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无形之手,并不是《国富论》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以及劳动创造财富。
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
可能,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出现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对。
但其目的、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始终没变:富国裕民。
在这里,国家,或者说,政权,被抽象成为一个“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的实体。
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是目的、是最终目的。或者说,是国家、是政权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国、复古、周礼、神国、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谁阻碍,就干谁,干的有理。地主阻碍,就干地主;贵族阻碍,就干贵族;教士阻碍,就干教士;国王阻碍,就干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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