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那么这是正确的吗？

　　至于其余的大义……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

　　皇帝已经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合乎大义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皇帝现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开疆拓土，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但这种功，在皇帝看来毕竟“片面”了，没办法形容他。而且只论开疆拓土，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

　　在这种时候，刘钰拿出了这个大义，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

　　当然，这个大义，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拿出来的。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刘钰这里面藏的鱼钩，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一旦吞下这个饵，距离由此“大义”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害的，甚至是歌颂的；但若没有这个“经义”，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

　　而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真正的精髓之处：先定大义，目标是富国裕民；再从此大义，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

　　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无形之手，并不是《国富论》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以及劳动创造财富。

　　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

　　可能，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出现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对。

　　但其目的、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始终没变：富国裕民。

　　在这里，国家，或者说，政权，被抽象成为一个“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的实体。

　　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是目的、是最终目的。或者说，是国家、是政权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国、复古、周礼、神国、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谁阻碍，就干谁，干的有理。地主阻碍，就干地主；贵族阻碍，就干贵族；教士阻碍，就干教士；国王阻碍，就干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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